为什么我们会陷入对抗高度冲突如何成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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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陷入与他人的冲突，有些良性冲突能带来有益的摩擦，它是推动我们变得更好的力量。但还有一种高度冲突，陷入高度冲突的人容易情绪失控，最终偏离原来的轨道。而当这种高度冲突发生于国家、种族、文明的背景中，情况会变得严重，它将固化对立的立场，形成难以调和的社会现象。资深新闻调查记者阿曼达·里普利亲历了美国教育、恐怖袭击、自然灾难等各种冲突频发的现场，她发现，高度冲突是一种破坏性和系统性的力量，它普遍存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甚至文化关系中。此外，高度冲突还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就像地球引力一样对其他事物产生吸引。当超过临界点时，冲突自身就会失控，爆发争端的初始原因和诱发因素逐渐被淡忘，所有置身其中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倾向于采取对抗模式。高度冲突如何成为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看不见的手”？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高度冲突》的前言（有删节），作者阿曼达·里普利在其中讲述了从个体到社会层面不同场景中的冲突背后相似的系统性症候。原文作者｜阿曼达·里普利《高度冲突》，[美]阿曼达·里普利著，赵世珍译，中信出版集团年4月。什么是“高度冲突”？这是一本介绍一种神奇力量的书。这种力量煽动人们在文化争端、政治争斗或帮派仇杀中失去理智。这种力量使人们夜不能寐，深陷于与同事、兄弟姐妹或素未谋面的人之间的冲突。高度冲突不同于良性冲突这种有益的摩擦。良性冲突是好的冲突，它是推动我们变得更好的力量。好的冲突并不等于宽恕，它和妥协没有任何关系。它同样紧张而激烈，但在好的冲突中，我们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好的冲突不会带来刻板的印象。我们始终相信没有人能够知晓一切问题的答案。人与人彼此相连。我们需要好的冲突来保护自己、促进了解和自我改善。当下，我们需要更多的良性冲突。相比之下，当冲突变成一种善与恶的争斗时，就会形成高度冲突。这种争斗包括“我们”和“他们”两个对立面。在高度冲突中，以往的对战规则已经不再适用。双方每次相遇，不论是在现实场景还是虚拟场景中，都会使情况变得剑拔弩张。人与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我们越是肯定自己的优越性，就越不容易弄清楚对方在想什么。当双方在现实中或新闻节目上互相针对时，当我们听到对方口中狂热、误导或危险的言论时，我们或许会感到胸口紧绷，恐惧与愤怒一同涌上心头。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双方并未交换意见，彼此却经常感受到相同的情绪。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来结束冲突—在社交媒体上叫板某人或者向人力资源部门抱怨某位讨厌的同事—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搏击俱乐部》剧照。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高度冲突的影响。他们就是治疗师口中的“高度冲突型人格。这些人总是急于指责他人，坚信自己是对的，对外时刻保持警惕。我们身边几乎都存在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事情非黑即白，他们总是正确的一方。不过生活中绝大部分人并非如此，他们尽可能地避免高度冲突。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回避也会带来问题。最终，高度冲突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我们所有人。要么使自己陷入其中，要么眼睁睁看着我们关心的人或群体，乃至数代人受其所困。在对不同地区进行的研究中，身陷高度冲突的人通常把冲突困境解释为对方先发起攻击，而自己只是做出正当回应。不管事实如何，双方都确信自己的反应是防御性的。他们就像世仇一样，细数对方的罪责，怒火一点即燃。这是如何发生的呢？理论上讲，大多数人都能意识到妖魔化手足或近邻的危险。很少有人真正愿意永远生活在与他人的紧张关系中。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激化冲突呢？为什么不能回到好的冲突中呢（即使我们很想）？这是本书的第一个谜团。故事从北加州海岸的一个度假胜地开始。在那里我们将认识加里·弗里德曼，一位享誉世界的冲突调解专家。他决意从政，希望改善所在地区的政治环境。我们先着眼于细微之处，观察冲突从何处开始悄然升级，从不同的层面剖析问题。“我们和他们”的冲突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它有根源，而这才是最耐人寻味的部分。所以说，“玉米地看起来不只是那片玉米地”，事件的背后另有其他原因。之后我们来分析冲突是如何爆发的。为什么有些冲突一触即发、迅速升级并持续影响数代人，而有些冲突在酝酿阶段就完全消失了？我们将认识柯蒂斯·托勒，他曾经是一个黑帮头目，与芝加哥的另一个帮派积怨多年。我们将通过他的故事了解是哪四种引燃器引爆了冲突。我们的目的是更好地理解高度冲突，这样当它出现时，我们就能识别出来。若是愿意，还能帮助自己或他人摆脱冲突。这就引出了最有趣的谜团。人们确实能避免高度冲突。个人甚至整个群体能够找到中断冲突的方法，这不是轻易就能达成的，有一点很重要：他们不用放弃自己的信念，也不用违背内心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相反，他们会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他们开始理解那些自己并不认同的观念，就像第二语言学习者一样，在不放弃母语的情况下学会倾听对方的语言。这改变了一切，好奇心、人性、理智开始回归。冲突变得必要且有益，而不仅仅是消耗。从高度冲突向良性冲突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模式是什么？先发生什么？再发生什么？最后又发生什么？过程将会推进下去吗？城镇或者国家如何能够阻止甚至粉碎大规模的高度冲突？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将认识来自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的桑德拉·米莱娜·薇拉·布斯托斯，她曾是一名游击队员。她用一种正式、合法、可行的方式成功摆脱内战。她知道如何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完成这段旅程。最后，我们将探讨如何从源头预防高度冲突。我们将回到美国纽约中央公园附近一座与众不同的犹太教堂里，让信徒们尝试按照不同的方式处理冲突，信徒们会保留好奇心、坚定自己的信念，哪怕过程令他们感到不适也未曾放弃。我们还将跟随这群犹太人从教堂前往密歇根州的乡村，在特朗普的保守派支持者的家中度过三天，他们是当地乡村的狱警。我们将看到这样一种场景：两个群体抑制了种族对抗的冲动，他们试图维持良性冲突，而不是激化它。高度冲突令人迷惑且充满误导性。如果我们不能学会识别它、掌控它、阻止它，迟早有一天会陷入冲突陷阱。未来，我们会被高度冲突迷惑双眼，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已偏离正轨、制造矛盾，直至丢掉最珍贵的东西。《脱欧之战》剧照。“看不见的手”我的成长环境中充斥着诸多冲突，这些冲突并不极端。我享有充足的食物、爱和重新选择的机会，但是我的妈妈却饱受抑郁和焦虑的折磨。每次感受到威胁时，她就容易变得愤怒且抱怨重重。因此，很多时候我都是坐在新泽西家中的楼梯上，一边用手指在20世纪80年代的苔绿色地毯上比画，一边听着父母吵架。我竖起耳朵听吵架的内容，但其实主要是在分辨语气。对于每次争吵，我的父亲难辞其咎，但我通常只能听到母亲的声音从楼上传来。随着音调越来越高，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弟弟就会关上卧室房门，开始玩他的星球大战玩具。这种做法很明智，相比之下我却只想听父母吵架。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我正在监视事情的发生，或者说正在监视冲突。也许这样做能帮我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甚至可以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长大后，我找到一份与观察冲突有关的工作。作为《时代》杂志的记者，我报道过犯罪、灾难、恐怖袭击等各种人间苦难，后来转行去报道教育新闻。虽然人们通常对美国的教育充满溢美之词，但其实这里的教育具有高度冲突性。（在我收到的所有恶意邮件中，唯一一个对我爆粗口的是一位老师，他回击了我写的一篇关于教育变革的文章。）记者这个角色带来一种奇特的安抚力量。潜意识里我还是那个孩子，相信通过监视冲突可以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我绝不容许冲突逃离我的视线。年美国总统选举后，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总体计划失败了。我无法预测冲突，甚至无法理解冲突，即便在我自己的国家也做到。为什么这么多人对世界的认识会如此不同，且如此坚定自己的信念？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反对党成员不仅孤陋寡闻，而且令人害怕。即使美国人在许多政策问题上能达成一致，但却因为政见不同开始区别对待同类。据估计，万美国人因为这次选举，最终与家人或朋友疏离。看起来好奇心已然泯灭。在这样一个时代讲故事还有什么意义呢？煞费苦心地报道和核实每一个细节，结果却只是服务于一群畏畏缩缩的人吗？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不太相信新闻媒体能全面、准确、公正地报道新闻。许多人刻意回避新闻，因为报道太过负面。其他人则沉迷于此，因为新闻能激起愤怒。有一段时间，我将此总结为美国社会特有的病态。也许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历史与极端的经济不平等造成了一场典型的政治两极分化风暴，这是一部分原因，但这些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人们会因为难民、英国脱欧或能源价格问题上的分歧而从家庭聚餐上愤然离席。在阿根廷，90%的人认为他们的国家面临分裂，甚至已经非常严重。在挪威和丹麦，人们在如何对待野狼的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在新西兰，引起分歧的问题变成了猫（没错，就是猫！）。在欧洲，有一半的人表示他们的社会不像10年前那么宽容。10“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永久性的愤怒，一种社会层面的愤怒，”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说道，“德国人不会正常说话，德国人只会大喊大叫。”当然优兔、脸书和推特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助长了无休止的冲突循环。媒体追求轰动效应，将愤怒转化为利润。注意力经济放任人性中恶的本能，从中获取丰厚的回报。在电视和网络上，一群愤怒的人迎面而来，怂恿、煽动人们的情绪。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但仅有这些解释还是不够充分。很多人并未在社交媒体上花太多时间，他们也与别人激烈争吵。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比如一些尚未可知的原因。因此我试着去寻找遗漏了什么。从卢旺达、哥伦比亚到以色列，我与不同地方发生不同类型激烈冲突的人待在一起。我完成了80个小时的冲突调解培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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