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上春树到萨丽鲁尼平乏生活会损害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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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人来说,“张悦然”是一个富有年代感的名字。这种年代感,很大程度上来自岁月流逝引发的错愕。自年新概念作文大赛“走红”以来,尽管张悦然不断有作品问世。但文学本身的社会存在感,在日常生活中已经逐渐稀薄。

文学似乎丧失了搅动社会的势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青春”不再以“青春文学”冠名了。很多人的文学阅读经验,始于那些“萌芽系”作家,并在那里画上休止符。

“青春文学”高光时代的落幕,也宣告“80后”“90后”走向社会化成熟。如同他们的读者,当年红极一时的“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等早已告别作家身份。而张悦然显然更具有文学上的忠诚度,以及坚韧和纵深的创作力。她做了12年文学杂志《鲤》的编辑,在人民大学有8年的写作班授课经验,没偏离过职业作家的路。

在反向流行直播访谈系列的第一期,主播董牧孜与作家张悦然连线。悦然近来出版了文集《顿悟的时刻》,谈及小说的技艺,特定作家的重心与风格。在这次对话中,我们抛开那些老生常谈的刻板印象,但仍愿意聊一聊有关青春、时间、文学与时代氛围的媾和。

《顿悟的时刻》,张悦然著,磨铁图书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年6月

我们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村上春树聊起,为什么村上这样一个公众形象干净得近乎寡淡的作家(及其塑造的故事),暗合了成长于年后的读者的需要?生活经验的日趋平乏,会损害作家的写作吗?以萨丽·鲁尼为代表的西方“千禧一代”,体现了西方文化界的哪些流行思潮?对文艺作品做道德审查的风气,是不是一种普遍趋势?

——下文基于直播访谈内容整理、修订而成,有所增补。——

村上春树的“健康”,

恰恰是他在这个时代的魅力

我们到村上春树那里寻求什么?张悦然X董牧孜37:20来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董牧孜:世纪之交,村上春树在中国内地和港台都掀起过热潮,在西方世界也大受欢迎——他的确是一个引发世界性追捧的作者。你在《顿悟的时刻》这本书里这样描写他与他的读者,“成长于物资丰沛的和平年代,对历史漠不关心,比起外部环境,更在乎个人成长”。村上提供了某种通行无碍的情感结构,这似乎是一种世界性的情感结构。

在《村上春树:无恙的英雄》这篇文章里,你提到很有意思的一点,村上对于“时间”的处理很有个人特色——他塑造的是“不会受伤的英雄”,“主人公如同凝固在琥珀里的昆虫”。这或许也和他在这个时代受到欢迎有关。他在成长故事里,回避了时间的主题。

张悦然:村上春树很难处理漫长的时间,他擅长处理短暂时间里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倾向,他喜欢某种年轻的、不变的、恒固的、超越的东西。至于那种被时间腐蚀、改变乃至背叛的东西,似乎不在他的审美范畴之内。

村上春树的小说很少使用追忆视角,除了《挪威的森林》和《多崎作的巡礼》等少量小说。他总是以现在时开始,在较短的时间段里结束,主人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上路经历种种冒险,最后安然无恙地回到原地。你可能会改变对于现在平庸生活的看法,收获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一切都是积极的。

有两类作家,一类作家是随着时间而自然老去的。你会感到他们在不同时间段里处理变化的问题,他们的主人公在成长、在衰老;另一类作家的主人公则是不老的、不成长的。对于前者来说,生命经验对于他们的写作是重要的,他们会把年龄带来的变化、对人生的思考带入写作之中。对于后者来说,可能虚构这件事本身更重要,我的小说世界应该有怎样的秩序、是怎样的乐园、有怎样的奇景,这些似乎跟作者的人生没有那么强烈的关联。

这两种作家之中都会出现好作家,但也可能会出现无以为继的好作家。比如塞林格,随着年龄增长,他没有办法把很多经验转化为小说,或者说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了。于是,他终止了自己的写作。但是,也有像村上这样的作家,他可以永远在他的虚构世界里维持着某种37岁主人公的状态。

我在《顿悟的时刻》里也写到另一位作家爱丽丝·门罗,她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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